我的家乡是在山里的一个小镇，儿时的印象许多已经模糊得像泛黄的老照片。说是小镇实际上在当时跟农村的区别大概就是没有人家有养牛吧。就连猪圈这样的东西都是有的。现在想来，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这样的情形应该是最合理的，就连镇政府也就公社了。而社员每日的工作大致上也跟农民一样。
那时的房子是破旧的砖瓦房，狭窄的巷道，但人们的笑容是一样的，生活是一样的，清贫而快乐。而这样的生活最容易在苦痛的记忆里别忘却。
对于小孩子来说，过年的记忆总是美好的也是最深的。那时的人家，杀年猪是件极辉煌的事。人们披星戴月成年累月地数着一样的日子，最终数到岁末的这口肉上，自然就觉得从心里往外香。
杀年猪时的气氛是特别的，说是为了祭拜祖先，其实对那时的人家更像是对一年辛勤的奖赏，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则像是对年的特别庆典，除了在杀的时候人们都互相帮忙外，在吃的时候人们还互相邀请，热热闹闹的，于是便有了过年的气氛。那时请客，不像现在的人，把眼睛都盯着权势者，那时请的是左邻右舍和一家本族的。大家你吃了我的我再去吃你的，驴啃痒一般的公平，因此，吃起肉来都很专注，如春蚕吃桑叶般大口爵大块吞，一顿虽可去掉多半个猪，但看上去没有心疼的，都是乐呵呵的样子。
我八岁那年的“腊八”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那几天，邻里多数人家的猪已经相继惨叫了，可我家的猪仍躺在猪圈里酣睡。我们兄妹都眼巴巴着。
隔了两天，爹对娘说：“咱先动手吧，我是老大呀！”
娘没有说什么，默默地忙着手上的活。
再就见爹向挑担进城的卖柴人卖柴、在院子里劈柴。我知道，要杀猪了！现在的人们总是说无法理解猪肉为什么对中国物价的影响那么大，对于过去，我们大多时候总是容易遗忘。但在当时于我，“杀猪了”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按耐住喜悦的。
对于爹的那个“先”字，我以后才弄明白。我爹的兄弟五个，都是分家单过的，每年吃猪肉的时候，虽然都是互相请吃的，但谁家也不愿先动手，都在默默地等。因大伙的肚皮整年也不见个肉星儿，谁“先”了，谁就得被多吃，自然就亏。
我的叔们个顶个是大壮汉，肚子海量。我娘煮的整个猪的血脖儿、血肠儿和两个前肘子外加一锅萝卜干子都被扫个净光，吃完饭，他们一抹嘴，便打着饱嗝儿，放着轻松的响屁，融进了窗外的飞雪里。我发现，刚刚还笑脸送叔们出门的娘，却在屋里发出了轻轻的叹息声。
吃完了我家再挨着二叔和三叔，等轮到四叔家就有戏了。四婶是个狗气人，有名的抠门儿手，这大块肉被别人嚼了还能不心疼！四婶接受了前三家的教训，想了个新招法儿。她把肉只煮成七八分熟，还带血丝儿，以为这样别人就吃得少。可万没想到，这种肉反而不腻，吃得更多。四婶就生气，满院撵那芦花公鸡打，因那东西抢了锅台上的一块萝卜干子。四婶边打边嚷：“你这蹭吃白喝的货，不要脸！”这话大家听来都没觉得怎样，而老叔却觉得刺耳。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吐了那块没吞下的肉，就走。这也难怪，老叔虽是分家另过的，但还没娶上媳妇，光棍一条，家里没人养猪。杀猪时，几个哥哥不能不请他，到后来他又不能反请，自然就成了“蹭吃白喝”的“不要脸”货了。
爹对这种状况大为不满，一边骂着“熊样”，一边也撂下了筷子。
第二天，老叔一清早就来找我娘，说：“大嫂，你也给我做饭，我杀猪了。”爹听了觉得奇怪，问：“你家里连个猪毛都没有。拿什么杀？”老叔说：“你甭管，赊的。”等请完了客，老叔好似精神了许多，他将特意留下的那一大碗肉送到了四婶家，扭头就走。
记得两天以后，公社干部在社员大会上大发雷霆，说：“太不像话了，社里死的猪怕是传染病才给埋了，有人也不嫌乎，也不怕吃了肚子疼！”
坐在社员堆里的爹一个劲地朝着老叔翻白眼。老叔面无表情两眼直盯着说话的干部。
终究那猪也没什么病，因为大家都照样的过日子。只是四婶在老叔请客后的第二天来找我娘拉家常脸色有些差，说怕是昨晚吃多了有点拉肚子。
过了年，二月开春老叔去了县城。到能下河摸鱼的时候，我娘说老叔要给你们带个五婶回来了……
之后的杀年猪再没有像这一年的事情，而我每每想起，满嘴的肉香和油花一直流淌到心里。那才是我生命里真正的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