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的淮河洪讯成了村里人街头巷尾的话题。五婶听着人们的谈论，记忆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五婶是农历八月十二日走进五叔的洞房的，村里人都来俺家看新媳妇，那时我还不到两岁。
晚上客走人散后，我仍然赖在五叔的大床上不肯下来，非要跟五叔睡在他又新又花的被窝里。
奶奶好哄歹劝，总算把我从五叔房间里劝出来，这样五婶和五叔才得以共度洞房花烛。
第二天，五婶就被她的娘家人请走了，直到八月十五下午才回来。那一夜，五婶和五叔又睡在了一个床上。
也许有人要问，你俗不俗啊！？怎么光在人家两口子睡不睡觉上纠缠不清了？
别急，您听俺往下讲。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五婶和五叔同床的那两夜，是因为过了八月十五，也就是八月十六那天，五婶和五叔就没再睡在一块。他们分开了吗？没有，新婚小两口哪能会分开呢？
话说八月十六日一大早，我们全家十多口人就出发了，娘抱着我，大爷、叔叔、大娘、婶子们拿着铁锨、铁锹、杠子、扁担、布兜，在奶奶的率领下，嘴里唱着《东方红》就浩浩荡荡地向淮河支流——颖河工地挺进了。
五婶上颖河工地那年，已经是领袖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呼声的二十年之后。淮河年年治理，年年依然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有雨无雨都成灾。”
刚进俺家没几天的五婶和其他大人一样，加入了治淮大军。五婶本来就身小力薄，不歇着的刨土常常让她力不从心。专门照看我们这些孩子的奶奶生怕累坏了五婶，向队长提出让五婶抬土。
抬土并不见得轻，河岸上那几十层的台阶，得一步一步横着往上走，那样才免得装土的布兜子不往下滑。现在两人抬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电走几层楼有何感觉？那时候却整天从早到晚地干个不停，真不知五婶咋撑了的。五婶则说，撑不了也得硬撑。
白天挖土抬土，晚上还得把白天挖的地方涌出的水抽出来，以便能够挖得更深。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抽水机，只有水车。队长安排四个妇女，两人一班轮流搅水车。从挨黑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本来白天抬土就累得腰酸背疼，晚上再这样折腾，五婶实在吃消不了。吃不消也得吃，不干活就吃不上淮河工地上的馒头；吃不到馒头，就要饿肚子。
累点苦点都可以忍，可五婶和五叔毕竟刚结婚，难免互相产生思念之情。一天晚上，五叔实在忍受不了对五婶的思念了，趁五婶搅完水车交班之际，他就找五婶来了。他们连身上的脏衣服也没换，就在一个生产队的草垛前过了一场夫妻生活。
由于他们夜里没回住处，加上太劳累，第二天早上五点出操时，两人睡过了头，点名时都缺席了。有人在土沟里发现相拥而卧的两口子，指挥部立即开了他俩的斗争会。队长说五叔是色胆包天的西门庆，骂五婶是淫荡成性的潘金莲。五叔很不服气，不满意地顶了一句。这下可惹火了队长，对着这个敢向党抗议的“淫夫”，毫不客气地踹了两脚。
从那以后，人们见了五婶两口子总是指指点点的，好像他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五婶背着人们的流言蜚语，再也没敢约五叔。直到农历腊月二十八，就要过新年了，工地才散工。五婶等了四个多月，总算能回家和五叔同床共枕了。
今年沿淮各地又出现洪涝，已是满头银发的五婶依然对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记忆犹新。谈到动情之处，她还禁不住流眼泪。
她无不感慨地对我和村里的年轻人说：当年我们干的啥活，受的啥罪？你们这些年轻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上面既不让你们去挖河修路，也不向你们征公粮要提留。一年之中就忙秋地提苗、薅草、灭虫那么两三个月；麦子种上后，七八个月尽闲着。收的时候，往地头一站，机子就把满地的庄稼收了回来，连拉粮食也是机械化；农闲时候还可以外出打工挣钱。等明儿实现了新农村，好日子就更不用说了。依我看，胡锦涛、温家宝他们这些领导干的尽是让老百姓享福的事。
国泰民安乐，盛世享太平。听着五婶质朴的话语，我由衷地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