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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活动机械性地配合政治运动，生产出了一批又一批千篇一律的失败之作。因此，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单一的、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来要求文学，对文学是莫大的戕害。这应该成为文学的前车之鉴。
鲁迅就曾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毫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人了。”当然，这里的“命令”、“题目”应该给它下一个定义，简单地说就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所以，像古时的八股文，就是遵命作文，有谁听说过有一篇“优美的八股文”之类广为流传的？这个道理其实历代文人都懂。比如汉朝的司马相如，汉武帝要他为自己歌功，他便称病不朝，还做了《鵩鸟赋》，以示自己不做弄臣，他的赋文就不是遵命文学。汉武帝还算是开明了，到了清代，统治者们便把意识形态上升到了一个神经质的高度，像因作“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类的诗文就被砍了头，不但是“文将不文”，而且是“人将不人了”。
意识相态影响到文学的，还表现在历代统治者的毁书和禁书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自不必说了；清朝的纪昀编《四库全书》，也不得不奉命删去或焚毁大量的章节；我国的那段特殊时期，也禁毁了许多“不红”、“不专”的书。这些都是文学永远的痛，也是文学史上辛酸的笑柄。
从上面举的例子来看，统治阶级都往往把意识形态极端化了，如果不那么极端，并且允许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则文学就能健康地向前发展。事实上，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总是免不了的。意识形态属政治范畴，而文学与政治是脱不了干系的。吴中杰先生在他的《文学导论》中说：“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中，与文艺最密切的是政治……文艺常常是通过政治的中介，而与经济基础发生关系，所以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因此，文艺创作始终跳不出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社会允许有多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就会有多种受各类意识形态影响的文艺作品。不过，这其中往往有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这是精明的统治阶级都懂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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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国家的文学现状来看，也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而且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必须得有一个主流的引导。有许多的文论家都反对这个主流，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正是有这么一个主流，我们的文学才没有散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的文学创作队伍，已经失去了“精英创作”的传统，这是经济政治造成的。如果再没有一个主流的意识来引导，那必将会散到不可收拾的状况，那种状况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起码不是毒害心灵的东西，而就我们目前的文学状况来看，却有多少精神垃圾！那么还有什么道理去反对主流的意识形态？反对者的理由其中很大成分上是说主流的意识形态桎梏了文学大师的产生。这是笑话。真正的大师是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他们起初或许会受一点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深厚的个人文化积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能使他们摆脱来自政治的束缚，从而上升到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境界。萧伯纳如此，托尔斯泰如此，鲁迅也如此。然而当今没有谁能做到。
另一方面，要想解除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是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就这点上来说，我们现在的政治环境算是非常宽松的了，所以要想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走出自己的意识桎梏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不妨说得更明白些，作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会时刻感到有刀架在脖子上，那么是会有优秀伟大的作品产生的。
以上是就外在的意识形态来说的。其实随着社会的进步，外在的那把“有形的刀”是会渐渐消亡的，而存在于创作者心中的那把“无形的刀”，却不是每个创作者都能摆脱的。不错，文学确实不能超脱政治，但文学也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事实上，许多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与政治有紧密联系的，比如鲁迅的杂文，托尔斯泰的小说。他们都是通过文学作品来阐发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其强大的震撼力甚至反作用于政治。然而能写出这类作品的作家何其少，它需要参与改良人性、改进社会的良知与勇气！
而另外的一些所谓的跳出政治、不问世事的作家，即鲁迅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们，他们的创作看似不受政治意识的影响，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某些作品，但我的看法是：越是主张跳出政治，受政治影响则越深。道理很简单：害怕了才躲避。这类作家暴露了文人的软弱，他们的躲避，或许可以使作品受政治影响小一些，但作家本身，又何尝又能避开！周作人不是被卷入了政治中？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与其说是文论，不如说是政论。所以从来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世外高文、美文之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功过各半，而且有的时候，政治更像一块试金石，作家们的良知与勇气，都在政治面前一一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