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超然台记》写于公元1072年。苏轼为了远离朝廷党争的漩涡，自请外放，先任杭州通判，后移知密州，第二年写下了《超然台记》。
苏轼的《超然台记》很明显是针对王安石的。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写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文中写道：“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而苏轼的《超然台记》开篇便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吾安往而不乐？”文章结尾又说“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苏轼《超然台记》只这几句话就很明显是针对王安石的。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任宰相，实行变法，苏轼是反对变法的，二人分属新旧两党，思想矛盾很大，苏轼对王安石的言论加以反对就可以理解了。
苏轼的《超然台记》全篇有针对王安石的意思，也提出了做人之道、为官之道。
苏轼在文章中提出了“游于物之外”的清廉节俭的做人为官的道理。《超然台记》中说：“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辩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这段话分析了人们的思想，指出人们多有贪欲，“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因此，人们为了求福而贪，实际上不是求福，而是求祸。这就是说要真正避祸求福，就不能贪，正如苏轼在《赤壁赋》说的“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只有这样，保持自身端正清廉，修身养德，才是正当的做人为官之道。否则，“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虽心想求福而实际是求祸，不但做不成官，一旦罪恶深重，就连做人也不可能了。苏轼在《超然台记》中提出做人为官要“游于物之外”，就是要超脱于不正当的物质贪求，是有真知灼见的。“游于物之外”的原则，也是苏轼在《赤壁赋》中表现出的豁达超然人生态度的基础。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还提出了做人为官生活节俭的原则。文章中说“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饰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这里苏轼叙述了自己刚知密州时的生活状况，做为知州，他的生活是异常节俭的，这样节俭的物质生活，却促进了他的健康，于己于民都有利而无害。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不论做人还是为官生活要节俭的原则。苏轼做知州的节俭生活和他实际上提出的做人为官节俭朴生活的原则，在今天仍然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苏轼的《超然台记》中，还以他的实际行动提出了勤政原则。勤政就是有所建设。文章中说“于是冶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这就是为官一任要建设一方。苏轼此举，虽然出心未必想到为民，但其建设还是有益于市容的，也是有益于民众的。当然勤政为民还要有所建树。这就是要正确处理民事政务，提出或总结出理论。勤政为民是为官之原则，是千古一理的。这一原则在今天依然是正确的，现代人为官依然应该勤政为民。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苏轼的《超然台记》中，除有反对王安石的主旨外，还有他人生的心得，也提出了做人为官之道，这对人们做人为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今天读来，依然感慨良深。

二00八年二月十六日十时二十分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