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作为文人，已经不幸，当其临遭大难，更是如此。
十年寒窗，不管春温秋肃，还是星辰白昼，独自捧着几卷经书，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用岁月的年轮驱走了缕缕青丝，挽留住的却是根根银发。朝思暮想数十年，终于有一日，高中的喜榜呈送于前，不禁老泪横泣，尽管腿脚早已蹒跚，年龄的法则也将整个人生历程消磨了大半，仍然是大喜过望。毕竟，能从书堆中熬出头的，的确不多。
过了科举，就得做官，文官之名，往往在文而不在官。险恶官场，宦海沉浮，又岂是一个文化人所能够把握的。修齐治平，一切的君子之道总是在官场上显得惫倦不堪。虽然时时注意，处处小心，还是惹得龙威震怒，朝堂上的君主满脸溅朱，而跪在堂下的文官却不寒而栗，君主呵斥几声，叫唤来几个兵丁，将文官架出朝去，严加审问，看你居心何在？而被架的文官，心里却完全没有底。
审，怎么审？打！
一个瘦弱的书生，被两个横肉满身的兵丁死死按住，一五一十的打了起来。凄惨的哀嚎在空气中游离，俄顷，顺滑的白发乱作一团，两股之间脓血淋漓，这种场面，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生理性的存在强烈的提醒着每一个受刑的犯人：原来自己竟还是一个人！
历经如此的审讯过程，任何受刑的犯人都会失去辩诬的本能，完全缄口。况且，任何辩诬，也仅仅是一种徒劳。现在重要的不是认罪伏法的问题了，而是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何有罪，该承担什么样的罪名，审判官将已经拟定好的罪名拿来，逼着要求承认，毕竟是文化人，觉得罪名太过牵强，实在看不过去，怕承认了有失体面，可刚想辩驳几句，只见狱吏收敛了笑容，又不敢辩驳了，只得承认。一切理性的逻辑在古代审判过程中总是遇到这样的尴尬：中国的社会要讲道理，但也不能完全靠讲道理，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中国社会向来就没有这等的好事。
承认了，心存悖逆之想，估计是活不成了，只有在牢房里面等死。无所冀求，唯愿皇恩浩荡，不要连累妻子儿女，可是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全家上下，妻儿老小，一齐押赴刑场，就等着监斩官一声令下，法场上变得头颅滚滚，血迹斑斑。
当然，也有几个受刑者，或者因为是学富五车，亦或是功勋卓著。皇帝会网开一面，选择轻一点的刑罚。皇帝的恩赐呈送于前，双膝不禁又自然曲下，痛哭流涕，大叫皇上仁慈。遭受惩罚还引得受惩罚人感恩戴德，天下也仅有中国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一个在文化上并不太差的文化人毕竟因此而躲过了一次人生浩劫，这就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书生的幸运了，有时就是整个文化史，也会跟着增色不少。
二
贬谪似乎是中国政治上的常用的惩罚手段了。任何有违政治规则的政治家们，先是被皇帝以及其矫情的方式褒佳一番，然后调离京城，居赋闲置，中国政治之开明大抵也在这里。数年后，当我们重新检阅这些卷宗后不禁发现，这里面居然还有不少才华横溢又人品出众的大学者，唐代的柳宗元就算一个。
唐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政治改革失败，柳宗元先是被贬谪到了永州，后又改迁到了柳州。任何历史的大豪迈或大悲壮之后总是潜藏着不少历史个体的喜怒辛酸，这本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一旦历史的大线条与文化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就值得后世之人震撼几分了。
柳宗元的贬谪行程是从长安到永州的，两千多里的行程，都得由这位大学者一步又一步的走出来。倘若是普通人，承受一下生理上的劳累也就罢了，而关键是柳宗元是一个书生，是一个文化人，他得想得更多，想得更远。就这样一路想、一路走，想了许多，有对君王的哀叹，有对奸佞的愤恨，有对亲朋的牵挂，也有自己的反躬自省，想得多，就痛苦；想得远，就更痛苦。就这样，即使到了永州，
跌荡的心绪仍然无法平静，索性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但刚刚触摸到自然的淳朴，又不免对文化人的尊称产生了怀疑，恨不能让自己愚笨一点：

“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为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而专名”（《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八）

但是，这是官话，是气话，也是文人的迂腐气。毕竟，心绪还是眷念着朝廷，只是有心无力。面对着时乖命蹇的窘态，也只有任岁月蹉跎，空叹怀才不遇：

“今弃是州也，农夫渔夫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遇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朝也。”（《柳河东集》卷三十）

显然，作者心有怨气，极不平静。而这样的文章，后人读之，感受至深，无不拍案称绝。想不到，文化的精神即使在穷乡辟壤也能复苏，当大师的文化结构超越灾难时，则灾难，亦是一种福音了。
但是，好景不长，柳宗元在永州做了十年的司马，终于于元和十年被贬到了更为荒凉的柳州，做柳州刺史，而这一次，柳宗元彻底绝望了。

“假令病尽身复壮，幽幽人世，不过三十年客尔。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后所得者，不足把玩，亦已审矣。”（《柳河全东集》卷三十）

从对生的执著到对死的惊觉，柳宗元的人生彻底哲学化了。AlbertCamus说：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自杀问题。但是，从一个文学家蜕变为一个哲学家，对文化本身来说，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丝毫的损失。而真正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年仅四十六岁的柳宗元客死于柳州。
三
解读了一个柳宗元，已经让我们对这位远去的书生无所适从了，似乎人类的情感本身就是一个两难，这也难，那也难，只有静下心来，然后大哭一场。
与文化人受刑相比，柳宗元倒也是幸运了。向来，政治犯是不用受刑的，而在中华法系中，政治犯连如此微薄的权利，竟也被无情的褫夺了。“笞、杖、徒、流、死”，行刑的伎俩万千，花样百出，而行刑的时候，又远不及文本上写得文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可能成为苦痛的由头，整个行刑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可供细细品味的精彩大戏，这些方法，也只有那些充满了想像，又完全泯灭了人性的法律家们才想得出来。
太史元年，一位史学大师在遭受了如此残酷的摧残后，拖着疲惫的脚步，缓缓的走出了大狱，他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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