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大赦天下，设庆功宴，君臣同乐。酒至酣处，高祖问群臣：“我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是谓何故？”高起、王陵说是因为刘邦功成能与天下人利益同享，而项羽则是疾贤妒能，胜不授功之故。高祖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便说出了一番深切明著的道理：“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当众称张良、萧何、韩信三人为人杰，三人在刘邦心中的地位读者一目了然。然而刘邦生性好猜忌，古谚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三杰为定汉家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又如何，刘邦还不是百般试探，该杀的杀，活着的也战战兢兢。韩信，高祖惧其功高，依陈平计伪游云梦，伏之，官爵由楚王降至淮阴侯，终因“谋反”之名而遭杀戮。想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曾传为佳话，而如今萧何又与吕后谋斩韩信，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萧何也没有过的很平静，汉初建规立制，筑宫治事，依然如从前鞠躬尽瘁，但还是没有避免刘邦的猜忌。为民请田而入狱，险遭杀戮。为表忠心，不得不送子女上前线，为保身而不得不自污其名，战战兢兢了却一生。独张良，在刘邦封功行赏之时，却恭身谦退。只是默默地在他的留侯府，静学黄老无为，朝事不扰，不逐名利不遭忌，乐得逍遥自在而得其善终。不管后人怎么评论，大隐于朝也好，明哲保身也罢，然而这就是张良处世的智慧。
张良，字子房，韩国遗少，因秦灭韩而家族破落。家仇国恨，不共戴天。于是张良便在母亲和弟弟死后变卖家产，力结豪侠，等待时机以谋刺秦王。而此同时，由燕太子丹谋，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荆轲刺秦王的英雄剧，可谓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可在荆轲失手之后，也有人谋划了一场“壮士奋挥椎，报韩已落秦皇胆”的好戏，此人便是张良。张良结交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借秦始皇东游博浪沙之机意欲刺秦，结果击中秦王副车。
张良侠名由此而起。张良无家室之累，卖家产结交豪士，为家国恨铤险刺秦。不管后果如何，至少“已落秦皇胆”。“时势造英雄”，而历史的趋势演绎也正是选择了让张良成为汉初三杰之首。为复韩变卖家产也足以说明了张良不是一个为求功名利禄而生的人。高祖定天下，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张良谦让。封留侯，食邑一万户，侯第六十二。由此说来，张良功成身退除了避“敌国破，谋臣亡”之祸，与他本不爱功名利禄的一面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张良在下邳遇黄石公，为其拾鞋而得《太公兵法》，教良如何为帝王者师。反秦起义大兴，张良见沛公，讲《太公兵法》，众人皆不省，而刘邦善之常用其策。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其一，刘邦识张良，有帝王气；其二，张良遇主，为做帝王者师打下铺垫。张良复韩心切，与刘邦两分三合，其间二人不失友谊，终在楚汉之争之时，成为刘邦的军师。张良一波三折，终归汉家刘邦，其在楚汉之争中的作用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尽的。鸿门宴一折，张良范增斗智，使得刘邦获救。劝王汉中，并计以火烧栈道，惑项王，防诸侯，一箭双雕。从而也为韩信使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立得还定三秦之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下邑画策，是张良对于结束楚汉之争而规划的长久战略。瓦解项氏集团，随何往说黥布。争取彭越，乱其后方。防守韩信，充分利用其才能，开辟第二战场。汉王刘邦正面牵制项羽。而此后在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刘邦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单说张良的头脑与谋略，已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其功成身退，大隐于朝，在初定天下，功臣被戮的时候，却事不关己地过着逍遥的生活，更是让后来人感之，叹之，服之，敬之。
张良好黄老之学，清静无为。他的一生中可以说有两次隐居，一次小隐于下邳，一次则是大隐于朝。小隐于下邳，刺秦失手，为躲“明祸”。此时的张良学黄老无为养生，也以反省自我，怎样不逞莽夫之勇而以智谋成大志，蓄志以待明主。就像后来人诸葛亮隐居隆中，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以待刘备的“三顾茅庐”。此为假隐，只为时机成熟，蓄势待发。大隐于朝，功成身退，为躲“暗祸”。张良与刘邦朝夕相处多年，刘邦是怎样的人，以张良的睿智不难猜到天下大成之后功臣的后果。于是在刘邦平定天下之后“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此为真隐，远离人间的功名利禄角逐，远离宫廷的权利欲望争斗。试想，假使张良像萧何一样，继续在高祖身边为其出谋划策，是不是也得像萧何一样自污其名来显示高祖圣德，是不是也得像韩信一样功高震主，也遭猜忌诛杀？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历史将是另一番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