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才，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八岁师从赵蕤学纵横术，从小受儒、道、纵横三家影响。少年时期，就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其诗《赠韦秘书子春》中的名句“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就是明证。
天宝元年八月，李白入京，供奉翰林。十月，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温泉宫，李白奉命随侍，写下了《侍从游宿温泉宫》等诗。天宝二年初春，宫中行乐，玄宗亲自作曲，想要以新词入曲，急召李白。当时，李白正在酒店里喝得烂醉，被抬进宫中，顷刻间就写了十余首，玄宗对他是赞赏有加。暮春，玄宗、杨贵妃观赏牡丹，一时兴起，命李白创作新词。李白一口气就写了《清平调词》三首诗，词藻华丽，名句琳琅，“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除了上述作品，李白还写过其他一些应制之作。从玄宗的频繁征召、命其作诗这两点看，对于李白的敏捷诗才，他是十分满意的。从另一方面看，李白也完全胜任供奉翰林一职。
也许有人认为他该满足了：皇帝如此垂青，夫复何求？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当明白眼前的工作，仅仅做一位供皇帝消遣的御用文人，这对李白而言是莫大的侮辱。
人生之路，崎岖坎坷，在充分享受诗意生活的同时，也有失意的时候。直面人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得意之时，不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之时也不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应该师法自然，顺其自然。李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翰林院任职，也算是有了升迁的机会，偏他又拿捏不住。在宫中，高力士是什么人，任你李白侮辱；戏弄高力士，就是把自己的前途当儿戏。他要当官，对于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一窍不通。退一步说，就他的狂傲自大，即便当上了，也不是受打击，就是遭排挤，前途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再一个，李白好酒，对于写诗，这是再好不过的了。可对于做官来，就不一定了。想想看，一个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换出将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人，一旦当了官，还能讲什么原则？弄不好就是一个滋生腐败的官！
李白未等“功成”便被“赐金还乡”，去当严子陵或者谢康乐去了。这时，李白的性格是矛盾的，既有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又免不了眷恋朝廷、留恋宫廷生活的俗情。“兼济”未成功，“独善”也不见正果。病根就在于不能做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
玄宗也知道李白不是在朝堂做官的料，对于李白这样不懂政治却又清高不凡的文人来说，留在长安早晚要惹出祸端，不如让他去，做个彻彻底底的诗人。玄宗是明智的，他放走了一位御用作词，却送给世界一位神采飞扬的诗人。
三年长安生活结束，他带着失望而去。从此他选择了酒，用酒张扬个性，用酒放达胸怀。有了酒，天下王侯不在眼中；有了酒，侠骨柔肠天下游；有了酒，有了诗韵和文采。“斗酒百诗篇”的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他寂寞时，“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他感到内心压抑时，“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得酒中趣，不作富贵求”，“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汪伦美酒款待他，他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名句；他也藐视帝王的尊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幸亏当时唐玄宗没重用他，否则，李白即使忙碌于朝堂，也不一定能做个好官，相应地，诗作也不一定达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境界。
李白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迈超逸，以他卓而不群的才华，以他汹涌澎湃的激情，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都成为盛唐的名篇。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