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春二三月，麦田泛青，绿得发亮，田间地埂，偶而闪出一片、两片黄得耀眼的油菜花。路边的两排杨树枝桠上，吐展出了褐黄的新叶。自行车碾过，扬起一道微微尘烟的土路上，行走着我们十二、三岁的伙伴们——
肩上斜斜的耷拉着黄挎包，里面放着皱巴巴的几本书，包带都断了，母亲用黑线缝补的针脚还很新。手上提着灰色的帆布提兜，鼓鼓囊囊的满是白蒸馍、黄玉米糕、用罐头瓶盛着的腌萝卜丝儿“就吃”。过年做的新蓝衣蓝裤已有些划烂的地方，脚上穿的是黄军鞋或是黑条绒布鞋。
我们无忧无虑的走着，叽叽喳喳的说着……远远的，已看见那青砖灰瓦的校舍。
在远年灰朦朦的记忆中，我和二旦、学军就是这样走在上学路上的学生。我们从川道窄沟里顺着丘陵的走向，走到镇里的初中，走到县上的高中，一直走到现在，成了相亲相爱的弟兄。
学军大我两岁，二旦大我一岁。二旦的爹在信用社工作，他穿上了一双镇上供销社里买的半高跟黑布鞋，很潇洒，也很神气。学军的爹在镇上任公社书记，尽管官很大很大，但母亲在家里务农，上有两个哥哥，家里工分不够，和我们一样的穿戴。大冬天的，他下身只挑着两件单薄的裤子，冻得直打哆嗦。但穿戴好坏，没有妨碍我们仨成为好朋友。我们的碗放在一块儿，我们的饭票合在一块儿。放学铃响，我们像箭一样的奔向伙房。打饭各有分工，有人买菜，有人盛汤，最后，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小圈儿，吸溜吸溜的把那些汤汤汁汁喝个底朝天儿。
我们一块儿在春天的原野上嘻闹。偷老师菜地里新鲜的豆角吃，吃得嘴角泛绿。我们躺在春日的苹果树杈上把绒衣脱掉，挤虱子，捉跳蚤，那些白花花的虮子在脏黑的手下啪啪作响。学军喜欢听我讲那些三国演义、杨家将等故事，喜欢像个小猫一样伏在我的腿上，让我用火柴杆儿掏耳朵。我喜欢和二旦在篮球场上，争着抢着为一只球跑满大半个场子，最后胡乱的扔到篮板上。
那一次，我看到学军的爹到我们教室了，校长很恭敬地陪着，在后面的墙上指着学军可怜的成绩对领导讪讪的笑着。公社书记穿一件泛白的蓝制服上衣，头上已有丝丝白发。他背抄着手儿，温和的听着话儿，点着头儿。二旦，这个大名“李亿民”，宗谱名曰“李庆荣”的家伙成绩总是很好，他的名次在榜前张扬着，而我挤在成绩榜的中间，不上不下的蜷缩着。
夏天的大渠里光着身子洗澡，下雪的操场上常常摔跤……在这些日子匆匆溜走了之后，我们仨一块上了县高中。
我与二旦又复读了一年初三，考上了县一高，学军在四中上学，托关系也到了一高。我们依旧合伙儿吃饭，经济上不分彼此。
我和二旦每月把一大蛇皮袋麦子从家里拿到镇上，再从镇上坐客车到县城东关，下车后，我俩像一头牛样，扛着满袋的麦子走三里地吭哧吭哧背到学校，把粮食换成饭票。学军家里已成市民，吃上商品粮了，他从家里拿出一叠钱和粮票，直接到学生伙上就能换成饭票。没有钱或票的时候，我们仨都很主动，去买去换。我们没有红过一次脸儿。
学军家已搬至县城，他爹成了县工商银行行长。我们星期天不回家，就去他家，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把身上脏衣服脱掉，在他家的洗衣机里搅搅，甩个半干，晾至天明，穿上微湿的衣服走回学校。
高二的时候，有次我和二旦星期天翻岭走着回家，他拿出一张纸条，对我说，这是某某（女生）写给我的。我一看，噢，情书哦。从此他经常和这个女生夜里不上自习，外边转悠。并因此高三复读了三年，没有考上学，而收获了一份沉实的爱情，收获了他一双儿女的妈妈。
饭堂打饭总是挤，总是秩序乱。我们在打饭时，用肩膀顶，用力挤扛，总能杀出一条血路。有一次学军想再多吃一碗，拿了五斤面额的饭票去打饭，那个卖饭的小伙子借口没有小票找换，不让打饭。我一听就发火了，在饭堂后面，抢上前去，抓起大勺就盛了一碗面条，振振有词，你不是没小票吗，没有小票，就别卖饭了，俺自己盛……结果因此引来一场大骚乱，直到校长到来才平息下去。
学军在八八年高考后，托他爹的福，走上了工作岗位，如今子承父业，成了县工商银行行长，也是我们校友联谊会的会长。我上师范最困难的时期借了他五十元钱，至今还没还他。有一次我对他说起，他说，你敢还我，大哥不认你了……
二旦，在我复读一年后，又复读了两年，最后进县木工厂当了工人。如今在广州打工。春节没回来，就先给我和学军打电话。家里有什么事情，总和我俩说说。
还有一个人，曾经与我们仨的关系一样，亲如弟兄。但他对我做了一件极其伤天害理的事儿，没脸见我，也没脸见我们。十余年没敢和我们仨照面了。
还有许多和我相处的兄弟们，点点滴滴，细想起来总是温暖，老远看见总是亲切。男人之间的情谊，是在一路青涩、无知、莽撞、冲动中走过来的，会在相知、相与、相惜、相伴中走得醇厚绵长。
看过一篇文章，《大路上走来我的兄弟》，深有同感。回想那些走过的地方，那些汗水浸湿的日子，我的眼前也时时浮现一幅幅画面——
大路上，走来我那些亲爱的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