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微笑着，抱起调皮的张晓亮，在张晓亮红扑扑的小脸蛋上轻轻地拧了一下，然后把他放了下来，轻轻拍了一下张晓亮的胳膊，之后，张晓亮在父亲的目光中一蹦一跳，跑出了幼儿园的大门，跑进了夕照的光辉里，跳上校车。当小朋友一个一个走出了校门，微笑的父亲慢慢地在幼儿园的门前小竹椅上坐了下来，仰起头东望望西瞧瞧，挺拔在父亲身旁的两幢教学楼在夕照的光芒里更加挺拔了，那绿色玻璃溅射出的熠熠光芒映照着岁月，映照着父亲，父亲在光芒中仰望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泛着光芒，孩子般地笑着，恬淡欣慰、满足而得意。
十年后的一个雨夜，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父亲幸福地目送孩子回家的这一幕，我流泪了，父亲的幸福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的微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微笑的，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中，父亲从没有唉声叹气、从来不抱怨，无怨无悔，即便是喝醉之后一个人躺在雪地里也是微笑的。其实，父亲是固执的倔强的直白的，他人生一直坎坎坷坷，南征北战、进疆屯边，秘书都一个一个超越了父亲，而父亲却一事无成，混得越来越差，还坚决不和戴着反革命高帽的母亲划清界限。父亲的举动让我很不明白。在父亲去世前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你恐惧和悲伤呢？”父亲笑着告诉我：“我有什么悲伤的，我一个山东农民，不仅能带兵打仗，娶到了你妈这样俊俏的女人，留下了你们四个孩子，而且你们四个孩子没有一个缺胳膊少腿的，没有一个孩子进劳改队的，我还在饥荒年代养活了你大爷一家，就是现在离休了，我老有所养，子孙满堂，还有这么好的幼儿园，我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悲伤的。”母亲似乎也容忍了父亲的“农民意识”，夫唱妇随，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然而，父亲的开朗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从少年起就开始玩世不恭，打架斗殴、愤世嫉俗，抱怨社会的不公，虽然老天对我不薄，让我传承了父亲的高大和母亲的敏感，让我受到了时代最完整的教育，让我走进了理想的城市，干着自己喜欢干的工作，但我没有传承父亲的豁达和幸福，一直在悲伤着困惑着。在父亲去世的第一年，我越发悲伤，感到生存已毫无意义，以为所有的事业都是一条永远流不完的河流，以为所有的信仰都是虚伪的，以为所有的爱情都是虚假的，常常彻夜不眠，在严重的抑郁症折磨下，我差点失去了生命。
母亲无奈，在父亲安葬的重庆求得一瓶“神水”，让姐姐连夜送到成都，也许是父亲的幸福魔咒显灵了，喝后我竟然睡着了。
父亲是幸福的也是慈祥的，与大地主旧军阀出生的母亲不同，父亲从来不动手打孩子，从来不批评孩子，在他的意识中，孩子只有孩子的富，只要孩子不进劳改队就行了。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要求，身边有孩子就是他最大的幸福。所以离休后，他把安置他的房屋变成了幼儿园，又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盖起了教学大楼，让身边的孩子尽量地幸福成长。
深夜，大雨瓢泼，在哗啦啦的雨声中，我又想起了幸福的父亲，看见了父亲的笑容，和那教学楼绿色玻璃反射在他脸上的熠熠光芒，我突然感觉到了父亲在那边依然还在品味着幸福，他没有被黑暗桎梏，而是把所有的一切当做了一种幸福，包括人生、天地、爱情、死亡。
父亲，幸福的父亲！